纪念闻一多诞辰125周年 | 闻一多与中国民主同盟

发布时间：2024-11-25

2024年11月24日是闻一多先生诞辰125周年。今天，让我们一起来了解闻一多与中国民主同盟的故事，纪念这位著名学者、诗人、伟大的爱国主义者、民主战士。
  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

为民主为和平为大众成仁取义

反独裁反内战反特务虽死犹生 

这副周恩来和邓颖超为闻一多先生亲笔题写的挽联，现存于闻一多纪念馆序厅，醒目地挂在大门两侧，时刻再现着闻一多先生舍身取义的奉献精神。
闻一多是民盟早期领导人之一；是中国共产党的挚友；是著名的诗人、学者、艺术家；同时也是一位呼吁和平的先锋战士、青年运动导师。他见不得反动派出卖国家主权、破坏和平、民主以及屠杀中国人民的恶劣行径。为了国家民族人民的独立、和平、民主，曾不断的发出正义的呐喊。他怀抱救国救民的理想，不惜赴汤蹈火、流血牺牲。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的形象留在中国革命史上，留在中国文学史上，铭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。闻一多是一名知识分子，他是怎样毅然走上一条崭新的革命道路，成为一名战斗在最前沿的民主战士？归根结底是他那颗爱祖国爱人民的赤子之心，指引着他争民主争和平、求真理求光明。

今天，让我们一起回顾闻一多先生与中国民主同盟有着怎样的不解之缘？ 

所见所闻 赤子忧心 

闻一多原名亦多，族名家骅，字友三，1899年11月24日生于湖北省浠水县巴河镇闻家铺村的一家书香门第。他1904年开始读私塾，1910年考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就读，1912年以湖北省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清华学校，1922留美芝加哥美术学院，1925年不堪忍受种族歧视归国，从此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，1944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，成为一名拯救民族危亡的民主战士，1946年7月15日被反动派暗杀，献出年仅47岁的宝贵生命。

1938年2月19日，因为抗日战争，临时大学南迁，闻一多参加以学生为主体的湘黔滇旅行团。他和学生一同颠沛流离，长途跋涉，徒步走到昆明。在路上，他看到两种截然不同景象让他感受颇深。一是经常看见士兵因过度劳累和饥馑而倒毙在公路旁，这是国民党大官们骄奢淫逸、营私舞弊所造成的。他们与奸商合谋，利用抗战趁火打劫、囤积居奇、发国难财，让成千上万的同胞战友裹在清一色的破棉袄里，排成番号冲锋陷阵，吸完他们的血，还要叫他们病死、饿死！二是得知了百姓心中的期盼。

闻一多和学生们走到云南沾益县时，有一位名叫刘兆吉的同学非常喜欢民谣，他请求闻一多指导他，并沿途负责收集民谣工作。走到中午时候，他们看见了一所破庙，决定在里面休息一会儿。一走进破庙，刘兆吉就发现一首字迹清晰的民谣写在墙壁上，立即抄了下来，走到闻一多面前对他说：“闻先生，这里有一首歌颂红军的民谣，我读给你听。”他大声地朗读起来：“田里大麦青又青，庄主提枪敲穷人，庄主仰仗蒋司令，穷人只盼老红军。”闻一多听后深沉的长叹一声，说：“这才是人民的心声呀！红军受人民爱戴，由此可见。”他们沿途经常看见红军刷写的布告、标语、墙头诗之类的宣传文字遗迹，这是红军长征经过的地方。红军走过的地方就会留下群众对他们的称赞。

闻一多全家住在司家营的时候，国民党惨无人道的暴行肆无忌惮的发生。一天，在闻一多居住的村子里来了一支国民党军队，他们还带来一台放映机。有士兵在村里喊：“看电影啦，看电影啦！全村的老少爷们，到这里来看电影呀！”村民们没识破他们设置的圈套，还个个欢天喜地到放映场看电影。当看到一半时，国民党军队将整个放映场围了起来，然后开始抓壮丁。男青年们吓得四处逃窜，当官的就命令士兵去追去抓，抓来就用绳子一个连一个地捆绑成一串带走。霎时，村子里鸡飞狗跳，哭声、嚎叫声一片，情景惨不忍睹。闻一多得知这一令人发指的事情后，怒不可遏，气愤得连饭也没吃，觉也睡不着，不断地咒骂：“这样无法无天，还成什么国家！这哪里是什么‘国军’这是土匪！不，比土匪还坏！”

闻一多曾怀着痛苦而激动的心情向同学们诉说：“抗日战争教育了他，政治腐败、山河破碎，人民的生活苦难不堪。我再也不能只坐在书桌前，做一位研究文学的教授······。”他从目睹和感受群众对共产党红军的热爱与拥护，对国民党军队的憎恨与反对，他明白了老百姓的心声，也找到了寻求真理的方向。他要担当起一个中国人对国家民族的神圣责任和义务，绝不允许那些黑暗腐败的事情再继续下去。他开始密切地关注现实，并无时无刻不在忧虑着国家的命运，担忧着民族的未来。

从1943年起，闻一多开始阅读马列主义哲学的书籍，时刻关注着民族的命运，并密切地关注现实。他如饥似渴的阅读《整风文献》《共产党宣言》《联共党史》《列宁生平事业简史》《新民主主义论》《论联合政府》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等政治理论著作，他的思想越来越亮堂了。懂得了中国的前途是新民主主义，是社会主义、是共产主义。他对他的助教何善周说：“我们一向谈爱国、爱国，爱的国家究竟是什么样子，自己也不明白，只是个‘乌托邦’的影子，读了这些书，对中国的前途渐渐有了信心了······。”此时，他的眼睛里闪射出无限向往的光芒。他在思想上发生了彻底转变——国难当头，民族危在旦夕，我们要救国、统一民族。新中国的蓝图激励着闻一多勇敢地去斗争。 

力求发声 加入民盟 

闻一多从目睹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，到果敢的说“现在只有一条路——革命！”再到信仰马克思主义、共产主义。他的思想有了迅猛的转变，他要坚定地找到光明的发源地，这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抉择。  

闻一多在学生中威望很高，可以说一呼百应。时任国民党西南联大区分部委员的陈雪屏，看到了闻一多在学生中的影响，于是想拉闻一多加入国民党。1943年的一天，他对闻一多说：“你这二年喜欢公开讲话，加入了国民党，讲话就更自由了，成了自己人，更可以随便讲话了，再说你家的生活这么困难，入了‘党’，生活上会有所帮助······。”闻一多气愤地说：“什么自由！国民党的党章上有‘自由’这两个字么？他们怕我讲话，这是来封我的口呀！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显出无比的愤怒。他又接着说：“国民党完全是个祸国殃民、贪污腐败的集团，有一个真正做学问的人么？他们想封我的口是封不住的，人民需要我讲话。这般腐烂透顶的垃圾，大后方的人迟早会起来清除他们的！”敌人的假殷勤没有迷惑他，反而激起他更大的憎恨和愤怒。

正在闻一多苦闷焦虑，上下求索之时，共产党人向他走来了。中共南方局代表华岗来到昆明开展高层人士的统战工作，他带来了一封周恩来同志的指示信。信的大意是，像闻一多这样的知识分子，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腐败是反抗的，他们也在探索，在找出路，而且他们在学术界，在青年学生中，还是有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影响的，所以应该争取他们，团结他们。在这以后，华岗同志与闻一多之间有过多次开诚布公的促膝长谈。在闻一多长期的徘徊苦闷之后，他找到了光明，看到了希望。

1944年夏，闻一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“西南文化研究会”，这是他政治生活中一个重要转变的开始。同年秋，周新民、吴晗等新朋友问闻一多是否愿意加入中国民主同盟。“要参加就参加共产党。”他不假思索地说。这几位好友设身处地的向他解释：“从目前形势来看，加入民盟，公开讲话方便些，出面工作有利些。”闻一多当时有点犹豫。

后来，他同几位朋友谈到了当时的心境时说：“以前我们知识分子都多少带有洁癖，不过问政治，现在却是政治逼着我们不得不过问它了。这也就是说，我们是应该参加政治活动的。在中国当前的政治情势中，要参加有组织有纪律的政治活动，只有参加共产党或民盟。有些人没有勇气参加共产党，因为那种战斗生活是异常的艰苦。又有些人还不了解共产党，因为反动派在各方面封锁太苛刻了。”闻一多当时救国心切，因此，他首先想加入共产党这一组织。

闻一多还在慎重考虑期间，有一天，一位朋友劝他说：“我看您没有加入民盟的必要，站在外面讲话更有力量，更有影响。”他当时茅塞顿开：“力量？团结才有力量，有组织才有影响。我不仅不接受你的劝告，而且，我倒要劝你参加民盟！”语气坚决、果断。他还对吴晗说了一段十分感人的话：“国事危急，好比一幢房子失了火，只要是来救火的，不管什么人都一样，都可以共事。”

1944年9月19日，中国民主同盟会在重庆举行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决议取消“政团”二字，以便吸收无党无派的个人入盟。几天后，闻一多经罗隆基、吴晗的介绍秘密加入了民盟，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一名盟员，次年当选为民盟中央执行委员。民盟当时处于秘密状态，成员身份不公开，他入盟宣誓后，组织上当着他的面把誓词及表格烧掉。这是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。事后，他还兴奋地对一位学生说：“我从‘人间’走入‘地狱’了”。

闻一多加入民盟，为他日后的革命运动打下了稳固的基石。在最后的三四年中，他完成了一生中最彻底的伟大转变，从研究古文献和古代文学的学者转变为具有共产主义理想的革命家，而且前进得是那么迅猛，步伐是那么果敢、坚定！ 

呕心沥血 投身民盟 

闻一多加入民盟组织后，有了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的精神力量。他为宣言、通电而起草，润色忙个不停；为刻印通宵达旦；为救国救民奔走呼吁。总之，哪里有工作需要；哪里就有他的身影，哪里有演讲；那里就能听见他激昂的声音。他始终战斗在民主革命的最前沿，成为一名勇敢的民主斗士，同时突显了民盟的力量。

在民主运动中，根据需要，用上图章的时候，闻一多总是不辞辛劳，抓紧时间，很快刻好。在西南联大后期，随着形势越来越严峻，楚图南等同志预感到民盟的工作要转入地下，今后省民盟内部各机构行文要用化名图章来代替。闻一多义不容辞的担当起刻章任务，他雷厉风行，当晚就开始动手刻章。云南简称“滇”，“田”与“滇”音近，就以“田省三”代表民盟云南省支部；还有“刘宓”代表秘书处，“王祖平”代表组织部，“杨念萓”代表宣传部。“咯、咯、咯”刻刀声响了一晚，孤灯陪伴了他一夜。直到翌日，他满意地看着刻好的四枚图章，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。一大早，闻一多就到楚图南家交出了4枚图章。楚图南看着他那颤抖的双手和布满血丝的双眼，深为他为民盟的工作而忘我的精神所感动。后来，楚图南在一篇文章中说：“这件事虽已过去三十多年了，每当我想起时，当时的情景好像还历历在目。这最清楚地表明一多对革命斗争的忠诚，对革命事业的忘我精神。”

闻一多热情的动员他所了解的师友、学生入盟。不仅如此，由他参与创办并主编的《时代评论》周刊，在昆明‘一二一’运动中，是当时发行量最多，态度最坚决的两个小报之一。对于揭露反动派，唤起人们投入革命斗争，起到了不小作用。

吴晗在《哭一多》中记述：“你热心的情形到这个地步，民盟是没有钱的，请不起人，有文件要印刷时，往往是自告奋勇写钢板，不管多少张，从头到尾，一笔不苟。昆明那时还没有公共汽车，私家也无电话，任何文件要找人签名，跑腿的人‘一多’一定是一个。要开会，分头个别口头通知，他担任了几份，挨家挨户跑，跑得一身大汗，从未抱怨过半句。”他又在《哭一多父子》中说：“宣言，通电润色的人一定是你，在深宵，在清晨，你在执笔沉吟，推敲每一个字，每一句，每一段。朋友们安慰你的过度辛劳，你还在微笑着说：‘谁叫我是国文教员呢！’”

 1945年12月1日，国民党反动派军警在昆明街头，公开用刺刀、手榴弹对赤手空拳的学生施暴，当场打死四名、打伤数十名同学，制造了震惊中外的“一二一”血腥惨案。闻一多在这场战斗中始终和学生们站在一起，共同战斗，并且在斗争中发挥了重大而特殊的作用。

在四烈士入殓的那一天，闻一多怀着巨大悲痛和愤怒的心情，带领全家前去吊唁烈士。当他走进四烈士灵堂，看着风华正茂的四烈士遗像，悲愤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拿起毛笔，蘸饱浓浓的墨汁，在白色的宣纸上写下“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惧之” 的条幅。他步伐沉重并恭恭敬敬的走上前去，把挽联献给为寻求真理、为声张正义而献出生命的四烈士。

在举行大规模出殡时，闻一多和吴晗等同志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列。烈士灵柩下葬时，他内心悲痛欲绝，心口像有一座要爆发的火山。在安葬烈士的现场，他像宣誓一样发表了即席演讲。他铿锵有力地说：“四烈士永远安眠在民主堡垒里了，我们活着的，道路还远，工作还多，杀死烈士的凶手还没惩办，今天我们在这里许下诺言了：我们一定要为死者复仇，要追捕凶手。我们这一代一定要追还这笔血债，追到天涯海角。我们这一辈子追不到，下一代还要继续追······血债是一定要用血来偿还的！”

闻一多作为国难当头时的一位盟员，他毅然拍案而起，呐喊、控诉！用奋勇当先的行动，用激情澎湃的语言，引领着热血青年推翻黑暗凶暴的统治，还我光明和谐的民族。

李公朴就义后，闻一多在李公朴追悼会上，他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，走上讲台发表了即席演讲：“是特务的站出来······我们不怕死，我们有牺牲的精神！我们随时准备像李先生一样，前脚跨出大门，后脚就不准备跨进大门·······！”他公开抨击了国民党和军统特务，在1946年7月15日下午被反动派特务暗杀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首壮丽诗篇。

闻一多是一位特殊的爱国主义者。他将“诗人、学者、战士”三种气质集中于一身，可以说闻一多创造了一个奇迹。他将诗人、学者、战士之间以一根红线贯穿相连，这就是爱国主义思想。

他的舍身取义，是取人民解放之义、人民主宰国家之义。他是现代知识分子做人与做学问相统一的典范。

他说：“我们不懂怎么样做于人民有利，但原则是懂的；反之，违反人民利益的事，我们单凭良心就可以知道。”

闻一多先生为了国家的和平、民族的独立、人民的民主像红烛一样默默地奉献。“为民主为和平为大众；反独裁反内战反特务”，这是盟员的使命驱使着他，是先进知识分子的责任召唤着他。在民族危在旦夕之时挺身而出，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取民族的和平与安宁。这是中国民主同盟的光荣；是中国学者的骄傲。我们要缅怀先生的精神，纪念先生的风骨，学习先生的事迹。先生的道路应当就是我们的道路。盟员们，踏着闻一多先生的足迹前行吧！